2025年10月15日拍摄的日落时分的美国华盛顿纪念碑 李睿摄/本刊

文/李蕾

编辑/胡艳芬

近期，一项数据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广泛讨论：相当比例的美国人，无法在紧急情况下拿出400美元的备用现金。这意味着，一次突发事件就可能迅速击穿原本看似稳定的生活结构。

对能够深度观察美国社会的跨文化研究者而言，这并非突发现象。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一条隐形却真实的“下坠线”，只是过去这条线更多触及美国蓝领、制造业或农业从业者；而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不均衡，叠加人工智能加速替代白领工作的背景下，这条线开始明显上移，首次触及原本被视为美国“安全阶层”的工程师、专业人士与中产家庭。这才是这次所谓“斩杀线”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美国梦”之下：长期缺席的国际视野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并非一夜之间形成。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些问题被一层稳定而强大的认知缓冲所覆盖——多数美国人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循规蹈矩，个人终究能够维持体面的生活，社会也会在市场机制下自行修复、避免失衡。在二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信念确实与美国经济扩张和中产阶层壮大形成过真实呼应，因此得以长期稳固。

然而，当医疗、住房、就业等风险开始频繁挑战个人安全感时，冲击才显得格外猛烈。对许多人而言，真正动摇的并非只是经济处境，而是这套长期用来理解社会如何运作、个人如何向上流动的判断框架本身。而这一层长期存在却逐渐失效的认知缓冲，正是人们熟知的“美国梦”。

“美国梦”并非一句简单口号，而是一套通过电影、电视剧、教材与政治语言，长期、系统强化的社会叙事。其隐含的前提之一是“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先进、最值得效仿的国家”。在这一叙事主导下，人们渐渐认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与比较不再必要，甚至有些多余。

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美国人从小习惯于将自身经验当作世界默认的评价尺度来确认价值，却较少真正理解其他国家的制度如何运作、资源如何配置、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国际视野因此长期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例如，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总决赛被称为“世界系列赛”，却并不真正涉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球队。

关于这一现象，在2025年初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现实插曲：部分美国年轻用户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城市秩序、公共服务与消费环境的真实状况，强烈冲击了他们的既有想象和认知。他们才发现，原来并非某个国家“突然变得更好了”，而是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

但这种冲击，对长期沉浸在优越感中的美国人而言，并非单纯的认知更新，而更像是一种心理失重。现实问题并没有突然出现，但原本支撑信念的想象却在慢慢松动，失落感因此被急剧放大。

2025年11月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邦雇员排队领取免费食物 胡友松摄/本刊

被忽略的核心矛盾：白人内部的阶层隔阂

当“只要努力就能向上流动”的信念开始失效，最先承受冲击的，是那些原本就站在结构边缘，却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在美国社会中，这一群体主要分布于内陆地区，长期靠制造业或农业谋生。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沿海都市圈、名校体系以及金融与科技行业的精英群体，凭借教育、资本优势与国际流动能力，几乎独享了全球化红利；而那些普通白人家庭，却在产业外移与自动化浪潮中逐步失去了稳定工作。

他们并非拒绝现代化的一群人，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甩在了后方。在美国社会语境中，这一群体常被贴上“红脖子”甚至“white trash（白色垃圾）”这类带有明显歧视与贬损意味的标签。这些称呼本身，正反映了美国长期存在的文化与社会阶层隔阂。

更关键的是，在产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同时，美国政府并未同步建立起足够规模、系统化的职业再培训与转型扶持机制，一旦民众跌出原有就业体系，重新实现向上流动的机会便极为有限。

这些被贴上“红脖子”“white trash”标签的群体，同样长期被灌输“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叙事，而当这一信念在现实压力下开始松动，社会情绪并不会自然转向理性反思。相反，它更容易转化为对“失去的伟大”的集体怀旧与渴望。“让美国再次伟大”尽管并非一套具体政策方案，但作为一种情绪性的话语表达，在“美国梦”逐渐失效的背景下拥有了极强的社会动员力。

这样的情绪与结构交汇点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制度精英，他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试图进入既有的精英圈层，却始终未被真正接纳，反而屡遭排斥与轻视。这种经历，使他一方面渴望精英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精英体系怀有强烈敌意。当他以“反精英叙事”的姿态进入政治舞台时，许多身处制度内部的精英阶层并未认真对待这一变化。他们普遍相信，自己凭借教育背景、专业能力与道德判断力，理应引领社会方向，却低估了长期被忽视群体所累积的不满与反弹。

因此，特朗普的崛起并非偶然的个人胜利，而是为那些在结构性转变中失去位置，且始终缺乏政治表达渠道的群体，提供了一个集中释放情绪的出口。自2016年以来的多次关键选举结果，对美国精英阶层而言，不仅是选举失利，更是一种迟来的提醒：他们所坚信的代表关系与道德领导力，已经与美国现实社会产生了严重脱节。

2025年11月5日清晨，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深秋寒意中，无家可归者排队等待从民间组织领取救助物品 吴晓凌摄/本刊

全球化的另一面：除了“输家”，还有不均

从这一角度来看，“斩杀线”并非一种突然而至的风险，而是全球化红利长期分配失衡的集中体现。

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美国社会内部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选择性记忆。过去数十年间，资本、技术与产业的跨国流动，切实推动了美国整体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利润大幅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普通消费者和基层民众，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大量价格亲民、品质稳定的进口产品，提升了生活物资可及性，1美元能购买到更多的基本生活物资。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所创造的新增价值在美国如何被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由金融体系与资本市场主导的利润分配机制，使收益高度集中于企业高管、股东与华尔街投资者，却未能同步转化为更具韧性的工资结构、再教育体系或社会安全网。短期消费能力的提升，掩盖了美国民众中长期收入增长停滞与向上流动通道逐步收窄的现实。

当产业升级、技术替代与外部冲击真正到来时，这种结构性分配失衡的后果便迅速显现：对许多中产与底层家庭而言，原本用于抵御风险的缓冲垫早已被消耗殆尽，一次医疗支出、一次车辆抛锚，便足以将其推过那条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斩杀线”。

这种现象并非美国独有，高度金融化的经济体普遍面临这样的结构性挑战。只是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深度与影响力更为突出，这一问题在美国表现得更为集中也更为显著。

今天的美国社会也提示，社会的稳定无法靠虚假、片面的叙事来维系。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持续回应与解决、对利益分配的重新校准，以及对世界保持基本的开放与理解能力。

（作者系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国际公共关系集团万博宣伟中国区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