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土耳其央行行长法提赫·卡拉汉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中国工商银行土耳其人民币清算行开业仪式上致辞 刘磊摄/本刊

文/贾晋京

编辑/马琼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产品出海”向“价值出海”升级，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走出去”已成大势所趋。“金融出海”是中国产业在世界舞台上从“被定义角色”到主动估值定价、塑造“中国价值”的必由之路。

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就没有金融出海；没有金融出海，就没有价值出海。在全球美元资产风险增大背景下，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优势逐渐显露。然而，相较于“头部”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仍然充满挑战。

金融出海与人民币国际化应如何对标？其发展水平应如何与中国的世界地位动态适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走出去”这一需求？

“货币洋流”中的世界主要货币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世界经济的“海洋”离不开“货币洋流”的运转。中国金融“走出去”就处在全球“货币洋流”的环境中，因此，认识“货币洋流”，才能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处在什么方位以及下一步迈向何处。通过分析三个表征全球各主要货币国际地位的常用数据及其含义，可以大致了解人民币在“货币洋流”中的位置。

一是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盘子”中的“分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2025年三季度，在全球各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56.92%，欧元和人民币分别占20.33%和1.93%。央行扮演着“银行的银行”角色，其存款来自各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的存款来自客户。因此，该数据表明：全球货币“总盘子”中，美元尽管距离巅峰时期的超七成占比下滑不少，但仍占56.92%，表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储备财富”仍以美元形态存在。

二是人民币在“货币洋流”中的“分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三年一次发布的全球外汇与衍生品市场调查数据，2025年，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美元占比为89.08%，较3年前的88.37%略有上升；欧元占28.54%（前值30.61%）；人民币占8.60%（前值7.01%）。该数据反映的是外汇交易情况，意味着全球每100次货币兑换中，89次涉及美元；而人民币的交易规模虽在增加，但占比仍不到一成。

三是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中的“能量”。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各地银行报表数据”，全球银行跨境债权存量中，2025年三季度，美元形态的放款占45.35%，欧元占32.56%，人民币具体占比未披露，但除美元、欧元外，各种货币占比均低于5%。该数据揭示的是国际借贷市场的货币格局——美元占四成以上，欧元占三成，人民币则低于5%。

综合以上三个数据可以得出，尽管2025年的中国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9年居全球第一，但这些商品和货币流量中很大部分是使用外币尤其是美元结算的。“美元流”和“欧元流”仍主导着全球“货币洋流”。

传统上，货币有五大职能：交换手段、价值尺度、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但这五个职能并非并列关系。二战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世界货币职能被制度性安排给美元，具有一定法定性质。世界货币职能使美元在投资时具有巨大的便利性，在如购买股票、债券等投资场景中，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数十年来，伴随着西方经济的深度金融化，用于投资的货币规模远超用于其他职能，由此演化形成全球经济虚实倒置、美元独大的格局。

2025年4月3日，工作人员经过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电子显示屏 李颖摄/本刊

跨境投资中的货币

让人民币成为跨境投资场景中的主要币种选择，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当前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民币在跨境投资场景中“找得到、用得上、拿得稳”。

投资场景通常涉及大额资金的调用。“找得到”意味着境外借款人能有渠道可以便利地借入大量人民币，投资场景的常见类型包括投入股权、债权或投入项目、工厂等。“用得上”意味着大规模人民币资金能有渠道投入境外股市、债市甚至要素市场，投资场景需要银行、券商、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为投资人提供资金存管服务。“拿得稳”意味着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存管让人放心。概言之，要在海外形成“人民币流”，需要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保驾护航”。

不妨参考全球“美元洋流”的形成路径，探究其所需要的前置条件。

尽管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就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但直到1957年英国伦敦成立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市场，才有了在境外“找得到”美元的渠道。到了1960年，这一年也是全球化概念提出之年，美国制造业企业已在境外广泛开展业务，但金融服务尚未跟上，当时美国仅有8家银行设有少量境外分行。但随后的20年，美元进入快速国际化阶段，1980年美国已有150家银行拥有境外分行，境外资产规模比1960年增加了100倍。

其间，刺激美元国际化进程加速的最大历史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元成为海湾国家石油出口的唯一结算货币。美国用美元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海湾国家又用美元向美国购买武器的“武器换石油”美元环流从此建立起来。

可见，健全的境外金融服务能力以及广阔的本币使用场景，是一国货币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主要投资货币的两大前置条件。

当前背景下，为各种货币提供跨境金融服务的是各类金融基础设施，这一体系整体上也较为完善，但问题在于，它被谁掌控？

2008年后，为应对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推动下，金融基础设施的标准和权能均得到优化和完善。金融基础设施被划分为五大类，即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机构、证券结算机构、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数据库。其中，广为人知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属于支付系统的范畴。

而在上述五大类金融基础设施中，最具分量的是中央证券存管系统，可把它视为金融资产的数字化“仓库”和“算力中心”，只有纳入“仓库”的证券、债券等金融资产，才能进行支付、结算、交易、清算。目前，全球大部分用于跨境金融活动的资产都存管在伦敦和纽约。在此背景下，以非美元货币计价的跨境金融资产通常也需要在伦敦或纽约存管。简单来讲，以非美元货币计价的债券，若想顺利进入市场交易，往往需要先存放在伦敦或纽约的相关机构。

金融出海的方法论

探讨从“产品出海”到“金融出海”这一进程，本质上是在深入剖析从资产生成到资本生成的过程。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现象，反映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跨境特征，但不同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中国的制造能力在会计层面积累为资产，而美国则因消费负债而推动货币创造，进而生成资本。

资产生成中心在中国、资本生成中心在美国的格局，致使中国长期处于资产被估值、被定价的地位，货币乃至经济规模被系统性低估。改变这种格局，必须推动金融出海，主动“走出去”，对包括本国资产在内的全球资产进行估值、定价、交易。

从国际经验看，构建中国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是金融出海的前置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替代现有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后者体系已相对成熟，且目前仍在为境外的“人民币流”提供稳定服务。中国自主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的着力点，在于填补现有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不足以覆盖的广阔空间，例如实体经济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带来的新金融领域，以及经济总体发展势头强过西方的全球南方国家。

这也意味着金融出海绝不仅仅是金融机构一家的事，金融科技、会计、法律、信用评价、公司治理等整个金融生态都需要协同“走出去”。

金融生态“走出去”了，境外的人民币才能在持有者手中“拿得稳”。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投资场景也“走出去”了，境外人民币才能真正“用得上”。这就需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让境外机构能够借入人民币，对人民币计价资产进行投资。沪港通、沪伦通都是高水平资本市场开放的先行案例。而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则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步伐。展望未来，还需要建设分布全球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体系。

2026年2月11日，顾客在海口一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购物 郭程摄/本刊

从根本上看，塑造一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宏观估值水平的关键因素，是金融文化。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价值”的低估乃至抹黑，归根结底源于文化层面的曲解和故意贬低。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中国金融的价值观（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自主知识体系“走出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