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0日，人们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现场的华为云展台参观 王东震摄/本刊

文/《环球》杂志记者 宿亮

编辑/胡艳芬

站在越南首都河内吉灵-河东线轻轨车厢里，城市主干道的烟火气在这条中国企业修建的交通线路下方升腾铺展。俯瞰高架桥下街景，不少中国品牌标志从眼前闪过：雅迪电动车、蜜雪冰城、小米、华为……

地球的另一端，夜幕渐渐爬上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上空。尤利西斯·吉马良斯会议中心内响起京剧唱腔，赞助演出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大厅里摆出在本地生产的车型，既有大马力燃油车，也有配备智能驾驶座舱的混动新车……

世界经济毛细血管的细微变化，折射的是一场规模可观的经济地理变革。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全球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如同轮辐，集中指向发达经济体。而如今，在西方国家制度性排他和保护主义的影响下，非西方资本正努力寻找“去中心化”的破局之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更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中，资本的传统轮辐格局逐渐松动，原有的规则被普惠包容的理念所替代。这场变革的核心，是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广袤地区，而撬动这场变革的一个关键力量，正是全球南方的坚定一员——中国。

一直往南方开

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大力招商引进外资不同，今天的中国已跻身全球对外投资大国之列。而且，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不仅范围持续扩大，投资主体也逐渐向地方和企业转移。

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投资方向也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4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5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2.9%，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6.5%。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至2023年，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直接投资累计金额从735亿美元增长至1590亿美元，实现规模翻倍，凸显对全球南方市场的投资布局持续深化。

这一变化，源于多种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

从外部来看，中国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正面临日益增多的挑战。近年来，西方国家普遍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这种审查打着“去风险化”的旗号，在半导体、生物医药、关键基础设施、数据安全等核心领域筑起隐形“高墙”，给包括中国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带来严重的“寒蝉效应”，制造了负面制度壁垒。

举例来说，2025年，中国对欧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保持增长，但增量主要集中在已落地的存量项目上，或为适应当地环保约束等进行的合规性投入。在曾经活跃的新增并购领域，中国资本面临的风险已升至历史高位。

这样的外部环境，让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开始审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当投资可能因目的地国的国内政策及地缘局势变化而遭受冲击时，“避险”成为必然选择。

从内部来看，中国投资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投资出海，往往是为了获取技术“补短板”，通过海外并购推动自身发展；如今，更注重“扬长板”，依托在数字化转型、新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向全球南方国家技术赋能，提升该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这种从“求购者”到“赋能者”的角色转变，决定了中国投资与全球南方的深度耦合。

因此，当有人问及中国投资是否正在“撤离”西方时，更准确的答案或许是：中国并没有拒绝西方，而是在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下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与结构转型。

人们在越南河内乘坐吉灵 - 河东线轻轨。河内吉灵 - 河东线轻轨由中国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是中越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程一恒摄/本刊

重塑全球南方价值

西班牙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在其网络社会与权力理论中，提出了“结构性抛弃”的概念，指代那些在信息化、全球化网络中因缺乏经济或技术价值而被主流体系“剔除”的人群或地区。这些人群或地区从未主动选择边缘化，却因被认定“缺乏价值”，逐渐被现有体系遗忘。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深陷世界经济和金融资本的“结构性抛弃”困境，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援助，难以找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路径，也无法充分从全球经济增长中获益。

中国经济崛起和中国投资出海，让全球南方看到了发展希望。这份希望，来自资金的直接注入，来自“耐心资本”带来的确定性和长期性，来自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和实践方案，更来自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互需要与双向奔赴。

从账面数据来看，全球南方似乎并不缺乏资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发展援助机构及跨国企业，共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体系。

但这套体系并未让全球南方获得应有的发展支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发展援助体系，对全球南方国家提出苛刻的财政附加条件，并通过掌控全球评级机构，抬高全球南方国家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西方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习惯于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资产低买高卖“赚快钱”，重攫取而轻发展。

中国投资根植于本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中国企业不仅能向全球南方注入发展资金，更懂得如何带动当地长期发展，让中国方案如同有机肥料，在全球南方的发展土壤中培育出发展硕果。

当然，仅有有效的方案还远远不够，投资的成功，源于双方的利益契合、公平包容和共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契合点。

例如，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世界80%以上的人口，且人口结构普遍年轻，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其蕴藏的庞大市场潜力将逐渐释放。相似的发展国情和成熟商业模式，让中国投资在全球南方国家具备更强的适应性和渗透力，能推动移动支付、电动汽车、电商、物流、智慧城市等业态“无缝落地”。

又如，全球南方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希望利用这些资源实现绿色工业化。中国拥有完善的新能源产业链，可以通过“技术换资源、市场换产业”的合作模式，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建立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事实上，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投资正参与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浪潮——构建一个独立于传统贸易体系之外、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开放经贸网络。

这是2023年11月3日在埃塞俄比亚杜凯姆市拍摄的东方工业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东方工业园供图）

推动实现“南方共生”

中国投资在全球南方取得发展实效，不是依靠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硬性要求，或者简单满足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而会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嵌入。

在东南亚，中国投资正在实现从“贸易转口”到“全产业链本地化”的质变。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中国企业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构建起以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为核心的“亚洲制造业集群”。徐工集团、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工程机械巨头，均打造了“产品销售+零部件供应+技术服务”的东南亚产业生态，不仅服务于当地基建，更成为东南亚产业辐射全球市场的关键支撑。

在中东，中国投资既看重当地石油资源对保障长期能源安全的价值，更与当地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投建全球最大光伏电站、氢能生产基地以及智慧港口，通过“主权基金联动+实业技术输出”的模式，尝试重塑全球能源版图。

在非洲，中国投资从单一的修路架桥，转向“工业园+产业链”的综合开发模式，有效推动了本土工业化发展。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一批新的工业园区落地，吸引了纺织、轻工、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助力非洲国家实现“进口替代”，并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在拉美，中国投资在布局上游矿产资源开发的同时，大规模投入下游的电网升级、风电场与光伏项目建设。通过在巴西、墨西哥投建新能源整车厂，中国投资不仅获取了必要的资源，更通过技术输出与本地化运营，赢得了长期的市场准入与政治互信。

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整体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但不容否认，各区域的合作态势也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比如，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存在“竞争焦虑”，一些中东国家与中国在金融监管、跨境数据流动等方面存在分歧，一些非洲国家则对债务可持续性，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标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拉美国家受“资源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压力影响，对部分领域的中国投资态度较为谨慎。

无论如何，中国投资的到来，正推动着世界经济发生积极变革。它打破了全球资本“中心（发达经济体）——边缘（发展中经济体）”的传统流动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技术分享、产能合作与本币结算的新型发展范式。地缘政治的波澜不会停止，但只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就会继续以独特的韧性和智慧，谋求“南方共生”，努力推动形成更加平衡、包容且富有活力的全球经济和投资新秩序。